王伟指出，我国大规模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以数字治理作为基础，实际上一开始便与数字技术、网络科技高度融合，凭借着网络和数字的优势，站在数字经济的前沿和制高点。

“比如，在经济和金融领域，我们构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这是一个以数字化流转为基础的金融基础平台；在电子商务领域，平台经营者创造了一种很好的数字信用模式，通过信用公示制度、信用评级制度，以及一系列电子商务平台内部规则的创新，构建起一套电子商务信用体系；在信用监管领域，伴随着我国政府数字化变革的进程，建设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网站等强化信用监管的作用。”王伟说。

他表示，政府治理体系、社会治理体系、数字治理体系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彼此之间高度融合，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过程当中，信用建设所要求的一些重要环节或者信用运行的逻辑都和数字技术高度融合。比如，信用信息采集、共享、披露、利用等，信用分级分类评价，征信评级产品以及公共信用报告，从信用产品的供给、信用联合奖惩以及信用修复等都需要借助于数字化手段来完成。

“因此，从整个信用逻辑来看，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正在实现全流程数字化。同时可以看到，当前信用建设呈现出一个高度数字化驱动的特征以及信用运行的智慧化趋势。”王伟表示。

他指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在观察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考察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目前更多理性的观点认为，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就是中国在利用数字技术推进有效治理的一种努力和尝试，最终目标还是为了推动民众更好地履约和守法，提升政府决策和执法的公信力。

“从现在来看，我们看到数字经济与信用治理出现深度融合，因此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需要有效的信用治理。而在另一方面，信用治理反过来又要高度依赖数字技术的支撑。”王伟认为，当前，我们正在构建数字技术和信用治理的格局，在经济领域呈现出经济信用化和信用数字化的趋势。在政治领域，政务诚信和司法公信需要构建相应数字化的信用档案、失信信息记录以及对失信信息的公开等信用制度。在社会领域，需要运用数字技术手段推进社会治理，打造诚信街区、诚信社区、诚信农村等。

王伟提出，未来，数字赋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主要包括以下八个重点路径：一是推动信用制度发展和数字经济发展的互动联通。二是创新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可信数据空间等信用科技的运用。三是数字赋能公共信用与信用监管，推动解决“信息孤岛”等问题。四是探索公共信用信息的市场化再利用机制。五是推动市场化信用信息数字化利用。六是完善信用评价及信用分级分类机制。七是规范公权力主体的信用信息处理行为。八是强化信用主体的权益保障。